用镜头重温建党时刻

多年来，一系列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主题的影视作品，生动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并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画面。

在迎来建党105周年之际，本报特邀部分影视作品的主创人员及红色影视研究专家，共同回顾影视作品中描绘的建党时刻，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探讨这些作品为何能长久地打动观众。

火种潜藏于觉醒的前夜

龙平平（《觉醒年代》编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大众谈及建党时刻，通常会先想到1921年于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以及嘉兴南湖红船上举行的会议。然而，在我看来，表现建党题材作品的核心任务是阐明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为何出发。过去不少影视作品仅聚焦中共一大，跳过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直至建党这段长达六年的思想酝酿和层层递进的过程。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建党是紧密相连、层层推进的。只有完整呈现这段探索历程，观众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何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我在创作《觉醒年代》时着力填补的叙事空白。

如今，《觉醒年代》播出后，有五组画面深深烙印在观众的集体记忆中：第一组是“南陈北李”在海河边相约誓师建党，这是全剧立意之核心，直接回应了近代中国山河破碎的时代诘问；第二组是李大钊与胡适围绕“主义与问题”展开的辩论，完整再现了当时关键思想的交锋，至今仍是许多思政课堂的重要教学素材；第三组展现了北大新旧学派的百家争鸣，辜鸿铭温和地阐释中国人内在的温良，鲁迅则以《狂人日记》揭示国民劣根性，真实再现了民国时期文人救亡图存的思想碰撞；第四组描绘了陈独秀、李大钊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不畏抓捕、坦然入狱，充分展现了革命先驱不屈强权的斗争风骨；第五组则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与二人走向刑场的交叉剪辑画面，一边是怀揣理想远赴海外求索真理的青年，一边是身戴镣铐、踏着血迹、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烈士。这一双线对照的名场面，引发了全网大量二次创作，每逢清明节、建党纪念日等，都会被年轻人广泛转发。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回望，我希望观众能透过影像理解“初心”二字的深刻分量。一个多世纪前，陈独秀、李大钊本可安享优渥生活，却选择扎根基层投身革命，其初衷是为了让普通民众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觉醒年代》从2014年萌生创作念头到2020年完成，历时近六年，剧本累计修改九次，始终秉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态度，力求还原真实的时代与人物。曾有年轻观众留言说：“《觉醒年代》没有续集，当代青年就是续集”，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我衷心希望今天的青年观众能够铭记那些为国捐躯的革命先驱，以先辈纯粹的理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指引自己前行。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黑暗中点燃第一根火柴

王仁君（《1921》《问苍茫》《浴血荣光》等作品中的毛泽东饰演者）

至今，我有幸五次在影视作品中扮演青年毛泽东，时间跨度从建党前夕到遵义会议。诠释这个角色，意味着要剥离伟人的光环，呈现一位青年在风雨中成长的过程；表演上，也从“苦苦求索”走向“融入骨血”。

在拍摄《1921》时，我着重刻画他探寻救国之路的迫切心情，塑造了一个善于思辨、目光如炬、充满书卷气的形象。到了《问苍茫》，则更侧重于表现他扎根乡土的日常生活。为了演好犁地戏，我提前向老农学习，让双手沾满泥土，留下劳作的痕迹。而在《浴血荣光》中，青年毛泽东开始直面内部分歧，在争论中淬炼出更坚韧的团结。他曾与朱德因军事路线发生激烈争执，深夜辗转反侧。次日清晨，毛泽东细心地叠好朱德送的狗皮褥子，并附上连夜拟就的整顿计划送还，没有多余的话语，却蕴含着超越分歧的信任。我逐渐领悟，真正的领袖不仅要在敌人面前坚定，也要学会在与同志争论后仍能并肩作战，在分歧中坚守情义。革命之路既需要激情与锋芒，更需要同行者之间的清醒与包容。

演绎青年毛泽东，最困难的戏份并非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那些充满无声留白的瞬间。《问苍茫》中有一场戏，他长时间伏案写作，抬眼望向窗外，眼中闪过迷茫与孤独。那一刻，他只是一个在长夜里摸索前路的青年。如何捕捉历史洪流中个体所经历的困惑与求索，是表演中最考验分寸感的地方。

我认为，青年毛泽东身上有两点特质尤为值得关注。一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当许多人还在激烈辩论救国理论时，他已奔赴安源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在煤灰与汗水中探寻出路。二是宏大理想与细腻情感的鲜明对比。他既是写下“汽笛一声肠已断”的深情丈夫，也是心怀愧疚的父亲——行军途中，他曾向战友坦言，不要轻易对孩子许下无法兑现的中秋团圆诺言。革命理想与柔情情感的交织，使得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格外生动鲜活。

我希望通过表演传递信仰的力量与坚守的勇气。一百多年前，许多投身建党伟业的年轻人原本拥有优渥的家境和舒适的生活，却毅然放弃一切，在前路不明的情况下，依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在黑暗中顽强燃烧的信念。毛泽东如同长夜里率先举灯之人，他说：哪怕只剩一粒未冷的星火，也值得坚持。我希望观众明白，一切伟大，都始于在黑暗中敢于划亮第一根火柴的普通人。

回望我所饰演的青年毛泽东，我渴望观众记住的，不仅是他改变历史的伟业，更是他扎根人民、终身求索的品格。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将人民视为老师，始终坚信，中国未来的方向就蕴藏在中国大地上。我相信，这样的青年毛泽东，至今仍能给予年轻人无穷的力量。

陈延年就义前的那次回眸

张晚意（《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饰演者）

如果今天只能重温《觉醒年代》中的一个场景，我一定会选择陈延年英勇就义前的那个镜头。那是他在剧中的最后一个画面——脸上、身上布满酷刑留下的血痕，但他始终面带微笑，眼神坚定从容，闪耀着信仰与理想的光芒。

拍摄这场戏时正值湿冷的寒冬，我光脚踩在混杂着血水的碎石上，身负二十多斤的镣铐，那份真实的寒冷与疼痛，让我仿佛触摸到了烈士当年所承受的苦难。这段戏还浓缩了陈延年的一生：从少年时期与父亲的隔阂，到四处探寻救国之路、远赴海外寻求真理，再到坚定信仰、从容赴死。短短几分钟，没有一句台词，却通过一个回眸、一抹微笑、一行字幕，让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剧集播出后的这些年，最让我感动的是，许多观众在线下认出我，喊的不是“张晚意”，而是“陈延年”——这是对演员塑造角色的最高肯定。此外，源源不断的观众反馈和持续多年的自发缅怀，都表明陈延年已经走进了许多人的心中。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自发前往安徽合肥的延乔路、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献花，许多人在写给烈士的信中写道：“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愿。”网络二次创作、校园课堂分享、高考作文等场合，都出现了陈延年的身影。更令我动容的是，不少青少年和大学生告诉我，在看完陈延年的故事后，他们主动学习党史、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将他作为榜样树立理想。这表明，这个角色真正完成了精神的传递。

如果今天再向观众介绍陈延年，我最想强调的，仍然是他极致的自律和坚定的信仰。十几岁时，他就为自己制定了“六不”戒律：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爱。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比较和探索中，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一旦找到真理，他便坚守终生，直至献出生命。他很早就立下了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志向，并在29岁时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倔强、善良，胸怀抱负，拥有那个时代先进青年普遍具备的家国情怀，充满魅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他，他不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是青年观众的“同龄人”，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镜头定格了陈延年刑场回眸的瞬间，也定格了青年共产党员坚持信仰的模样。我相信，陈延年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将继续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悬念与细节中呈现一大

余曦（《1921》编剧）

观众对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历史走向已经熟知，若要持续吸引观众并带来新的触动，答案在于“过程”，因为通往终点的道路充满了偶然、犹豫、危险与抉择。编剧的工作就是将教科书上简短的记载，还原为特定时代下，具体人物在特定时刻的真实处境。在创作《1921》时，我们运用了谍战、悬疑等叙事手法，引导观众带着“他们如何完成建党”的探索心理去观看。

建党这段历史通常包含重大事件、思想演变、人物命运三个可影视化的维度。如果只能选择一个表达入口，我认为是人物命运的选择。电影最擅长的是让观众与人物建立情感联系，只要人物的困境、抉择和付出的代价足够真实，观众就能跟随角色理解时代思潮与历史全貌。

百余年前的建党先驱大多正值青年。1921年，中共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这与当今的年轻人存在天然的“年龄共振”感染力。影片中设计了毛泽东在上海法租界奔跑的桥段：他目睹法国国庆日的烟花与狂欢，看到了“别人的国家”的景象，内心受到强烈冲击，也感到不甘。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却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同时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悬念、节奏、人物成长等类型片手法能够提升作品的观赏性，但必须尊重历史的底色。类型化手法只是表达工具，不能用于扭曲或篡改历史。例如，可以运用谍战、悬疑元素来放大在租界开会的紧张感，但不能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虚构特务枪战的场面。

细节是历史叙事的血肉，缺乏生活化细节，宏大主题便如同只有钢筋而没有砖瓦的建筑。《1921》中有一场天台夜戏：李达与王会悟闲谈时，李达划了一根火柴，发现是日本产的，感慨“偌大的中国，竟没有自己的火种”。这个细节基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火柴都依赖进口的真实历史，同时也暗喻了“星星之火”的革命意象，以微观场景承载了时代的重量。

要想将历史上的“建党时刻”转化为持久流传的影视场景，需要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在嘉兴南湖的一艘船里，众人压低声音交谈，外面有人望风，随时准备假装打麻将以规避风险——具象化的场景才能传递秘密会议的紧张氛围。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黄金分割点在于情感的真实。事件、时间、人物不能更改，但人物的情感、对话和细微反应，是编剧可以运用想象力去充实的。做好史料考据，了解历史的边界，再在边界之内进行创作，才能让建党故事持续打动一代代观众。

以鲜活画面还原真实历史现场

詹庆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研究专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

几十年来，建党题材的影像作品不断发展，不同镜头下的建党时刻，承载着不同的叙事思路与审美表达，串联起了大众对党史的影像记忆。

梳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建党题材影视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作的变化。《开天辟地》具有较强的文献性，以一种规范的方式用影像重现了党史相关材料，其中也保留了一些一手史料转化的细节，比如周恩来使用“伍豪”这个化名就源于抽签抽中的“5号”。到了《建党伟业》，叙事时间线向前延伸，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讲述，尝试构建更复杂的历史情境，展现更多历史人物，并从中总结建党的历史必然性。而《1921》、《觉醒年代》等作品，创作者发挥了更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从史料中挖掘新素材，寻找历史叙事的新可能性，并有意识地引入悬疑等类型化元素，提升了观赏性。更重要的是，主创人员立足于当代的思想和审美，构建了更复杂 Thus, the narrative of the cre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enriched and presented in new ways by filmmakers. The film "1921" and "The Age of Awakening" have incorporated suspenseful storytelling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enhance audience engagement. The researchers have noted that the creative teams have focused on presenting more intricate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more vivid historical figures. This approach involves utilizing the latest cinematic techniques to broaden artistic imagination and presentation, such as depicting Mao Zedong running on the Bund in Shanghai in "1921" or employing lyrical and symbolic passages in "The Age of Awakening," which have made these works refreshing and innovative.

与理论性强、专业门槛高的党史文字著作相比，影视作品在大众传播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影视作品包含故事、人物、情境和冲突，更具观赏性和感染力。近年来，优质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观众爱国主义情感和家国情怀的普遍高涨；另一方面，这些优秀作品又进一步强化了时代情绪，促成了社会心理与影视作品的共鸣，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要想打造具有强烈现场感的建党镜头，创作者需要从海量史料中挖掘内容，不能仅依赖二手资料，必须深入挖掘原始档案等一手素材，再结合合理的艺术想象融入人物塑造和戏剧构建。例如，《1921》中毛泽东与李达在上海相聚时，将建党比作“新公司开张”，这一表述就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一封信。

今天，如果只推荐一段最具现场感、完成度最高的建党影视场景，我会选择《觉醒年代》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片段。这是该剧的全剧核心收束、戏剧高潮和价值顶点，完整回应了整部剧所探讨的时代命题：民众觉醒之后，该如何救国？答案便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党。镜头中，两人下车时望见天地晦暗、遍地流民，悲恸落泪并立下建党誓言。这一片段兼具写实与写意，台词、摄影、配乐、剪辑浑然一体。这段在海河边立誓的戏份，将整部剧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影视作品中经典建党时刻的缩影。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本版配图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