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

我今年9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年。回首过往，我始终铭记着19岁时便深植于心的信念：我的人生应当致力于为人民服务。

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陪伴下成长，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中学毕业后，我遵从父母的期望，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开始了医学预科的学习。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我克服重重阻力，走上街头参与游行，并组织了民歌社，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这份责任感和使命感日益增强。

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我与同学一同北上，前往中原解放区，加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那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那是一段充满自由空气、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的世界。南下武汉后，“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我成为一名音工队员。

由于自幼学习钢琴，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功底，很快在团队中崭露头角。面对许多未经专业训练的队员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的困难，我耐心细致地指导纠正。大家因此称赞我“还挺明白”，并让我负责打拍子，我便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指挥生涯，这全然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

文工团的经历深刻地教育了我，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为我一生奉行的“艺术为民”理念奠定了坚实基础。1951年，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在深山之中，我聆听了乡亲们朴实真挚的歌声，那充满生命力的歌声让我无比真切地认识到：音乐源于人民，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

1952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直接教导我应该拥有怎样的人生观，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文艺来源于人民，更应服务于人民。这句话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此后，组织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并推荐我参加苏联的合唱指挥专家班学习，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间，我如饥似渴地钻研专业，反复研读乐谱，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观摩排练、欣赏演出，尽最大努力汲取知识。1962年，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首位在国际歌剧指挥舞台上亮相的中国指挥家。那年我33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的一切成长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用我的专业特长回馈社会。

回国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重建，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并兼顾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我采用了“笨办法”：从1979年复排《茶花女》开始，每场歌剧演出前，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音乐特色等。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深受观众喜爱，被誉为“郑小瑛模式”。这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这样一件看似微小的事情，我却坚持了下来。

此外，我还积极推动“洋戏中唱”。我们投入巨大精力引进西方歌剧，但不能止步于此。歌剧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俗话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我并不认同。我毕生的追求，正是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常常思考，哪怕“和者”每天只增加一人，我也感到欣慰。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努力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使其更具活力和创造力。

近年来，常有人称我为“硬核奶奶”，赞扬我年逾九旬仍坚守在指挥一线。我只是认为，凡是认定该做的事，就应该竭尽全力去完成。

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曾三次罹患癌症。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时，我说，害怕能解决问题吗？病痛来袭便积极治疗；若是无法避免的，就抓紧时间完成未竟之事，减少遗憾。我很庆幸，我都挺过来了。

不久前，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周围的人常问我是否感到疲惫。一天的七小时课程，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比什么都珍贵。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指挥是其中的统帅，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卓越的组织能力，以及健全的人格。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

临近百岁，我正与生命赛跑，与时间赛跑，力求多做一点是一点。从19岁投身革命起，“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我铭记了一辈子，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我常说，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因音乐而充满活力。我一生未曾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我这位97岁的老党员，没有别的奢求，唯独非常珍惜每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要我还能行动、还能思考，我就会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