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代汉语“绘制画像”的人（人文观察）

《现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现汉》）的问世，标志着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大进展。这部由五卷本组成的巨著，总计收录了超过1200万字和15.7万个词条，全面展现了百年现代汉语的面貌，堪称中国辞书史上的里程碑。

这部被誉为现代汉语发展“百科全书”的成果，是三代辞书工作者历经20余年不懈努力的结晶。

二十载的坚持

编纂一部词典是一项耗时漫长、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深厚的学识、坚韧的毅力和对事业的热情。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就有编纂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设想，但因种种原因，该项目曾三次中断。直到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手此项任务，才得以重新启动，并持续了二十余年。

江蓝生回忆道，当时韩敬体（后任《大现汉》副主编）找到她，提及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希望编纂一部大型词典的遗愿。尽管深知编纂辞书的艰辛，但作为后辈，江蓝生认为有责任完成前辈的嘱托。韩敬体曾参与丁声树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对老一辈学者的心愿及其重要性有着深刻理解。

编纂大型现代汉语词典之所以成为几代学人的共同愿望，源于中国辞书发展的历史脉络。新中国成立前，已有《辞源》和《辞海》等大型辞书问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编纂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重要辞书，但它们多为中小型，未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

与国际对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推出了《日本国语大辞典》，而《牛津英语词典》也在1989年发布了第二版，词汇量大幅扩展。相比之下，中国当时主要依赖中小型辞书，甚至在接受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时，只能回赠《新华字典》。因此，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

江蓝生表示，《大现汉》的编纂既是对前辈的继承，也是对现实需求的响应，这已成为他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充满艰辛，如同一次艰难的攀登。江蓝生提到，当项目第四次启动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简称“社科院语言所”）部分曾参与《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同事已退休或承担其他研究任务，人手不足一直是严峻的挑战。

在江蓝生和韩敬体的努力下，截至2005年底，组建了一个近30人的编写团队。其中许多成员是新人，需要“边干边学”。从项目启动到最终出版，历经二十载春秋，期间虽有项目调整和人员变动，但“坚持下来，这次绝不能再夭折”始终是团队的共识。

他们广泛查阅语料库，深入研究近百年的各类文献，搜集历史词汇；通过专题研究推动编写工作；积极向公众征集意见；并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同行建议。这些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这二十多年里，一些成员从中年步入老年，一些年轻人成长为研究骨干，而这部词典也日渐完善。

在《大现汉》首发会上，江蓝生强调：“我们应当打造与中华优秀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能够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产品。”韩敬体则感慨：“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寄托梦想和期望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一部力作。”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陆俭明认为，《大现汉》的出版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对吕叔湘、丁声树等前辈学者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的传承弘扬，体现了汉语语言学发展是代代学人薪火相传、携手奋进的接力过程。

学术与实用的结合

《大现汉》在学术研讨会上获得了“内容丰富”、“严谨规范”的高度评价。而普通读者则用“生动”、“有趣”、“新鲜”、“好读”来形容这部词典。

江蓝生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编纂一部既可查阅，又可“阅读”的词典。

《大现汉》中收录了许多令人惊喜的内容，例如展示了百年前的文字风貌，如“知识”写作“智识”，“揭幕”写作“除幕”。同时，也收录了“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生动的日常口语。此外，词典还解释了因误用而广泛流传的词语，如“回怼”的“怼”，并阐释了其本义。

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和时代活力的词语，使《大现汉》超越了单纯的工具书，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作品。

这一切都源于《大现汉》的编纂理念。遵循吕叔湘先生“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的治学思想，编写组打破了传统辞书编纂的模式，在理念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如“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这意味着，词典不仅关注词语当下的意义和用法，也追溯其演变过程；既提供准确、简明的释义，也补充语用规则、文化内涵等深层信息，力求服务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为了编纂一部新颖且有深度的词典，需要大量语料作为支撑。为此，编纂团队广泛调研各类已出版辞书，并利用多种语料库，遴选出尚未收录的有价值词语。

为了挖掘散落在历史中的旧词语，编写组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作品中搜集了一手资料。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副主任范文杰的笑谈——“有时候吃着饭，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就赶紧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里，生怕漏掉”，生动地描绘了编纂团队对收词的热情。

将工作融入生活已成为常态，这种学用结合的治学态度，使编写组在浩瀚的语海中“淘沙拣金”，筛选出前人未曾收录的宝贵词目。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评价道，《大现汉》真实地展现了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现代汉语面貌。尤为可贵的是，它在共时描写中融入了历时视角，让读者从中可以掇拾到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这部词典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查检，更有助于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传承

江蓝生回忆，当初接下《大现汉》主编的担子，是因为不了解其难度。但最终能够坚持完成，靠的是责任感与使命感。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导致她颈椎和腰椎严重受损，先后接受了三次大手术。即使在住院期间，她也时刻关注词典编纂的进展，通过工作群与团队保持沟通。

她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既能增长知识、提升思维概括能力，又能淬炼坚毅的意志。语言研究者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那些付出的辛劳都是值得的。

如今，辞书队伍的成长和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关心的事情。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的传承。王楠（《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原主任）表示，通过《大现汉》的编纂，许多年轻一辈积累了经验，成长为骨干。目前正在进行的《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中，其中不少人已成为主力。

苏颖（《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是其中之一。她认为，完成《大现汉》的编纂，离不开榜样的感召、责任与热爱的支撑，以及团队的相互扶持。

她提到，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乐于传帮带，对年轻人的问题解答极有耐心。工作中，年轻人可以随时推门请教，前辈们总会放下手头工作，耐心指导。

目前，社科院语言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其中11人拥有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领域。团队中既有冷门绝学学科、现代语言学各分支的研究者，也有前沿应用交叉学科的探索者，为各类辞书的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现汉》的顺利问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该项目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范文杰指出，编词典与基础研究不同，成果并非立竿见影。近年来，院里和所里出台了多项支持政策，如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极大地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专注于词典编纂工作。

除了各方支持，学术积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楠自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工作至今已有30多年。她回忆，刚入职时，每年需要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所里至今仍保存着近百万张当年抄写的卡片。虽然现在不再手写，但随时关注新词、新义，思考字词释义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王楠动情地说：“人生最美的事，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她表示，虽然编辞书辛苦，但想到《新华字典》——如今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编写、修订者仅几十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感到非常幸运。《大现汉》也将成为这样一部令人骄傲的书。